一个人不可以随便讲自己是读书人。我和书发生关系,是因为这些年写了几篇文章,凑成书,人家就说:你是写书的,抵赖不掉。有人忽然把我说成是优秀的散文家,这真是要命——我不过当了写作的客串,但要我对人家说“我是读书人”,这句话说不出口。
我碰到王安忆,发现她和我同届,我们立刻有个默契:我们都没读过书。但是,我画起画来,她写起小说来,莫名其妙都混到一点名气,很奇怪的一件事。道理很简单,就是,“文革”结束,非常荒凉。断代,没有人,我们就混出来了。
大家知道上海、北京从前都有旧书店,作家阿城非常熟悉北京的琉璃厂,他说他的读书经验就是在上世纪50年代,下课跑到琉璃厂看杂书,就站在那儿看。上海有一条福州路,民国时期遗留的旧书店一家连一家,很多宋版书、明版书、清版书。我小时候经过这些旧书店,还能看到,虽然解放后公私合营,但世世代代旧书店的味道都还在。“文革”开始,一夜间捣毁、关闭,没有了,现在琉璃厂还在,福州路还在,但再也恢复不了几十年、上百年开下来的那种旧书店格局。
我前年到东京,问人家哪里是旧书店街?说是在神保町。我坐着地铁去,一出来看到那条街,立刻想起小时候的上海福州路。神保町家家书店都很旧,小得要命,老板坐在书堆中,整个空间大概就像这张桌子那么大,在那儿吃便当,弄个小电风扇,一个小灯泡挂着。他不是穷,不是破烂,他是摆谱,他真的有谱可以摆:我这是多少世代的旧书店!
这就是咱们一天到晚说的人文积淀。我们这儿呢?全毁了,好好的传统,没了。
我说自己不是读书人,也有点说反话的意思——前面一句是老实话,后面一句是反话——读书是很安静的事情,房间里有人,一点声音没有,肯定在读书,现在变成看电脑。看电视有声音,吵得要命——论教养,你如果真是读书人,你不会讲出来,不会告诉别人。
你读书也好,弄艺术也好,不要弄成一个身份——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。你会画画,你会做两行诗,或者你会弹钢琴,不要和人家说。这是我到国外才学会的。国外很牛的人站在你面前,害羞得要命,明明弄了四五十年这个专业,他拼命躲,不讲,我才知道:原来教养是这个样子。但我们这边不是。我出国前,从没当面听到哪个人说:我是读书人,我是知识分子。很少有人说这句话。
1992年回国后慢慢交些新朋友,我发现真有人会说:我是做学问的,我是读书人,我们读书人怎样怎样,我是艺术家,我是雕刻家,我是诗人,我是作曲家……我听了,好害臊:这怎么好意思说出来呢?而且名片上还印着“某某画院二级画师”,然后打电话来:丹青啊,我通过一级画师了,咱们吃饭、喝酒。这等于名片上告诉你说:我是处长,我是局长,我是厅长。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,怎么会变成一种风气:一个人的身份那么重要。